上篇

黄山如画！

董寿平先生袖手站在它的面前，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那是一九五四年。那一次，董先生在黄山流连忘返，盘桓了整整十天，也神魂颠倒了十天。他沿黄山崎岖蜿蜒的山路，从各个角度拜看着这一片奇峰奇峦。他先宏观地浏览了群山地形，然后又极仔细地观察了怪岩和奇松和云海和泉瀑……他在沉思中的目光，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精准解剖着黄山。这是董氏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黄山行旅，自此，他的笔下，开始出现黄山，并以此声名最著。

董先生对自己的墨中天地，是如此评价的:“第一是山水；第二是竹……”山水中，董先生最青睐黄山。他水墨中的黄山，其实并不是某一座山峰的直观写真，而是具有黄山个性的新黄山——“董氏黄山”。

董寿平《黄山》（1965年）

那年归来，因为董先生并没有写生无数、草稿盈尺，以至于遭到出资单位某些人的误解，或云：董某人拿了二百块钱，游山逛水了一番，竟一无所获。董先生听到传闻，并不怒，也不辩，一笑便已了之。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只是勤奋地用笔，用愈来愈精妙的水墨黄山，去回答当年的误责。

今年（一九九三年），是董先生九十虚岁寿辰，有好事者拟将祝寿与大型作品展放在一起，搞一个大活动。未想，董氏坚决不依，理由是：自己的生日，正是母难日，岂能如此轰轰烈烈地过。坚辞之下，他终于得以在平静中度过了生日。那天，自然是整日茹素的。但画展的筹备，仍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着。董家人为避嫌疑，并未参与。等请柬印毕，且已发往国外，董先生才看到了请柬。他又气又急，因为请柬上还是把他的生辰和展览扯到了一起。不得已中，他提出将画展改名为《董寿平90岁书画展》，如此，从海外赶来的人，总不算是被祝寿“诓”来的了。

画展开了，画册出了，甚至，画家其人其画的研讨会，也在中南海里开了。总之，一切还算热闹和圆满。董氏夫妇又回到了住了多时的中日友好医院，继续养病。在那里，他已住了一年多。听说，先是肝区有些病，继而心脏也不太好。而眼睛，则是“五毒俱全”(董先生语)，意即有多种眼病。

与董先生一同住院的，还有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刘延年女士，他们曾历经沧桑六十年，如今已过了“钻石婚”的纪念。倘要回忆往事，自是不堪回首者多，但亦有些许苦中求乐的日子，在记忆中闪着温暖的光芒。抗战时，董氏全家避居川中，生活艰难无可复加。然董先生仍青灯握卷，挥笔泼墨不止，是时，其正是一意气风发的青年。沈尹默当时有十四句诗赠他，其中有：“君今年少笔已老，才堪绍述同襟期。自是君家有根底，不比寻常称画师”的赞誉。大师的慧眼，自是没有看错，但若要董夫人对当年的董先生做一评价，她笑称：寡言，喜读书，不问家务，乃一“书呆子”耳。

董寿平与夫人刘延年（1933年）

但凡有艺术圈内外人士去拜访董老，问起近况及关心之事，他必回答：最大的梦想是炎黄子孙千万勿忘自己是中国人！不要自卑，要奋发图强。要让中国艺术在世界，至少与西方艺术并驾齐驱。董老情真意切地云：“没有别的，我就这么一点心愿呵！”

董老自言，平素用四分之三时间以研读儒释道及诸子百家，四分之一时间用来体验生活和创作。每每读书，想的却是艺术。对他立身和影响较大的,有儒家的《四书》，道家的《道德经》，释教的《心经》……时下，他在读一些佛教著作，所以，造访他的朋友中，多了一些出家的和尚。

董氏画上，爱钤一方闲章，曰：“丹青不知老将至”。董老乐观地说：等秋凉时，即可打道回府。家中的书，更多。宣纸，湖笔，端砚和满盆的水墨期待他已久。回家后，他画的第一幅画，会是什么呢？或许，还是烟雨蒙蒙中的黄山？难道真如徐霞客所言：“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1993.8.31

董寿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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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的四月，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初识启功先生。不久，便有了钓鱼台的再次之行。这一次有意外之喜，是启先生赠我和同事小陆墨宝各一幅。给小陆写的是横幅，内容是《周易》中的著名句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给我的，是条幅，七字一句，四句廿八字。落款写《题画一首》和“两正”，显而易见，此是启先生自作诗。其中有句云：“八旬董叟摩天笔，写得黄山第一松。”接过条幅的一瞬间，我几乎脱口而出略显唐突地问：“这‘董叟’是谁？”

启先生莞尔一笑，答：“董寿平先生！”

关于此诗的缘起、本事等等，当时并未追问，启先生也没主动告知。后来才得知，这是启先生为董寿平所画《青松图》四首题诗中的第一首。

一九八七年，董寿平曾应钓鱼台国宾馆之邀，为“养源斋”接见外国元首和贵宾的大厅正壁作巨幅《青松图》，画端有启功题诗四首：

层盖盘根倚太空，虬枝铁杆势如龙。

八旬董叟摩天笔，写得黄山第一松。

鳞皮磊落禁风雨，坐阅桑田几度新。

今日高堂扪素壁，分明长寿出天真。

韦偃丹青迹最奇，精灵曾入杜陵诗，

钓鱼台畔长松障，容我淋漓倒墨池。

华构雄都竞入云，名园一角静尘氛。

金元代代无穷事，且听乔松说与君。

启功赠作者《题画一首》书法

启先生与董先生晚年交情很好，除了上述为董寿平所画《青松图》题诗四首外，还有其他专门为董先生所作的文与诗。翻阅相关资料，还有三首启功所作诗常常被董寿平研究者引用。其一：“墨痕浓淡影横斜，绰约仙人在水涯。有目共知标格好，这般才是画梅花”；其二：“点额新装纪寿阳，图传山右有余香。长笺不待留题署，入眼分明出秘藏”；其三：“书画大师董寿平，风彩飘扬九十龄。三友长春来笔底，果然越活越年轻”。

董寿平《东风第一枝》

启功的旧体诗词，在他生前编定出版的有三本，即《启功韵语》（1989）、《启功絮语》（1994）和《启功赘语》（1999）。后 此“三语”即合成编入《启功全集》第六卷（诗词卷）在启先生身后的二零零九年出版。查启功“三语”诗词集，为《青松图》题画诗四首，被收入《启功絮语》，正式诗题为《题同乐园董寿翁画松巨幅四首》。另三首诗中的“墨痕浓淡影横斜”一首，收入《启功韵语》，诗题是《题墨梅图》。

启功曾著文自述与董寿平的渊源，是先识其画，后交其人。初识其画时启功年尚“未冠”，故可推算时间约在一九三零年前后。那张给启功留下最初印象的画，正是董氏的梅花：“首见古色笺本梅花一株，焦墨写枝。铅脂点瓣。仿佛香出于纸上。”此文写于一九八五年，距他初见董氏梅花已近六十年，可见印象至深。

启功生于一九一二年，“未冠”之年当在一九三二年前，时在汇文中学求学。他曾述：“启功年十五，从贾羲民先生学画。年十九，经贾先生介绍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吴镜汀先生问业。”董寿平长启功八岁，故当时岁数也就在二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后，立志从事书画。所以他与启功在中国画的研习上，几乎是同步的。略有不同的，是董自陈画艺全在自我修炼，并无业师授受。

董寿平一九零四年生于山西洪洞，原名：揆。他晚年回忆：“我从十三岁在外上学，到二十三岁大学毕业。”这一年，他回到了家乡，未几，父亲病逝，“从这年起我开始学习绘画。第一次动笔学的恽寿平的牡丹，我当时已决心专搞绘画，这一年慕恽寿平的画和他的为人，因改今名。”

因此，“这一年”对董寿平很重要。既是大学毕业之年，亦是改名“董寿平”以决志丹青事业之年。这一年，是一九二六年。

关于董寿平所毕业的大学和专业，多种董寿平研究资料或讹误，或正确但不足。讹误的如目下国人在网络上使用最频繁的人物条目中，将董寿平所毕业大学说成是“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有的即便是正确说出了毕业学校和专业，即北京东方大学经济系的，但对具体的学习经历乃至在校期间的师友交集则一概囫囵带过。

启功与董寿平

因为史料鲜少，这个北京东方大学颇有些神龙不见首尾的意味。至于该校其他毕业生事迹，更是罕见。至少以我的寡闻，仅见董寿平是堂堂正正自陈是东方大学的毕业生。从其自述中，大体可以获知，他是一九二五年春从南开大学经济系转学至东方大学经济系的，在东大时间为一年半。作为该校学生会的代表，他经历了一九二六年著名的“三·一八”事件，后仓皇逃回山西故乡，或许是连毕业证也没来得及拿。

一九二五年八月，该校曾在《申报》上刊登过招生广告，或可以对该校的历史、规模、负责人等关键信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交通部立案北京东方大学研究院大学部曁附属中学招考各级男女生

内分交通、边政、英文、经济、政治、商业、法律、社会学等系。投考资格：研究院以大学或专门毕业；大学以预科或高中毕业；中学以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报名地点：北京西四北本校、上海徐家滙南洋大学。日期：由八月念八日至九月四日止。五日考试。详章函索即寄。董事长叶恭绰、校长余天休。”

与上述广告几乎同时，该校在同一家报纸上还刊登了《有志留学美国者注意》广告一则：

“本校现与美国各大学联络，凡在本校预科毕业者得直接入各大学本科；在本科毕业者得直接入大学院；在本校研究院毕业者得直接入大学院博士科。均免入学试验。如有留美事相询者亦欢迎。本校特别优待教会学校退学学生，如有相当证明书者得免试入学。北京东方大学啓”

从此两则广告获知，该校在招生上不仅研究院、大学、中学三级通吃，还打出了可以直接留学美国的旗号。至于该校的“董事长叶恭绰”，是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校长余天休”，则是留美归国的博士。

余天休，一八九六年生于广东台山，十二岁赴美投亲求学，后获麻省克拉克大学社会及国际关系学博士。一九二零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次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一九二三年，创办私立北京东方大学。一九五〇年从广州再赴美国，一九六九年殁于旧金山。

从招生广告看，当时的东方大学由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备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交通部总长出任该校的董事长。一九二七年，张作霖入主北洋政府，东方大学被迫与另一家私立的畿辅大学合并，以后变身成了北平铁路大学。所以，如从一九二三年创校起算，东方大学的寿命不过四年。按本科教育四年计算，此前的毕业生，应该都是由其他学校转学而来，比如董寿平。

东方大学与叶恭绰所代表的交通系的关系，还可从叶氏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莅临该校的毕业典礼讲演中获知一二。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讲演文稿中可以得知，一九二五年是该校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人数在个位，因为叶氏演讲中称毕业生为“这几位”。董寿平作为在校生，大概率是参加这次典礼的。这或许是董寿平与叶恭绰在人生轨迹上的一次交集。

新中国成立后，董寿平在荣宝斋，叶恭绰组建北京中国画院，两人应该是有实际的交集的。两人的话题，除了中国画，二十多年前的东方大学、余天休可能也会是偶尔提及的话题之一。如今，叶恭绰、余天休、董寿平，俱已成为古人。至于早早夭亡的东方大学，大约只能在猎史者追寻董寿平的前尘往事时，才会被偶尔顾及。在此意义上而言，说董寿平是北京东方大学的“鲁殿灵光”应该大致不差。对此，估计当年办学的余天休与求学的董寿平均始料而不能及。

董寿平毕业后，虽已立志以书画为事业，但即便天纵奇才，想要立即靠此谋生养家几不可能。他当时应该另谋经济来源。

一九二七年七月有一则署名“履冰”、标题为“北京汽车公司之筹备消息”的新闻刊登在《申报》上：“北京交通学社社员董揆、陈兰生等十余人发起组织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额定十万元，每股二十元，当由创办人先认一万三千九百元”云云。虽然在董寿平研究中尚无人提及此事，但从董寿平（董揆）与毕业学校和与交通系的关系看，参加北京交通学社属顺理成章。从十多个发起人排名第一来看，发起组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氏应处于主导位置。另从此则新闻的内容看，其实更像是一则募股的软性广告。消息内不仅写明了公司运营和募股目标，还留下了办公地址，以方便拟参与者联系。这个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的地址是：“北京西长安街大栅栏甲十六号”。此公司后来是否成立并运营，尚待考证。但以公司所设定架构与目标来看，无疑是今天北京工商行业的先行者。

这条信息，可旁证董寿平与交通业的关系。这是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也可以推测，这是晚年董氏对他人口述时或有意，或无意所省略的。

倘若要钩沉董寿平历史，除了本人所写或已经被记录的口述外，现在最直接的方法，还是要从当年的新闻纸中去寻找深深浅浅的行迹。有一则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刊登在上海《申报》上的消息——《全国美术家筹组生产美术社》，证明董氏在积极精进画技的同时，还在探索以美术为经济服务社会的路子。

该消息称，拟在上海成立的全国美术工艺界联合组织名称为“生产美术研究社”，发起人为：滕固（南京）、董寿平（山西）、储小石（北平）、周锡保（杭州）、于淑均（图案家）、林建峰（南洋）、钱九鼎、周祖高、滕白也（本市）等，并称该组织将“定于本月十五日成立”。

团体虽然尚未成立，但该组织已经有了明确的三项原则，即：一、美术生产化；二、生活美术化；三、以中国固有生产美术与现代生活打成一片。除此之外，新闻还透露了拟进行的美术生产与办学等计划。在董寿平晚年的回忆中，缺乏对此项史实的叙述，但可以推理的是，虽然组织机构设立在上海（一般认为滕白也是具体的实施人），但比较详细的组织大纲和措施，应该事先与在北平的董寿平（代表山西）书面沟通过。

一个组织要壮大，征求会员肯定是重要一环。为此，生产美术社成功地请到了一向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蔡元培作为征求总队长，潘公展（上海教育局长）、刘湛恩（上海沪江大学校长）为副队长，史量才（《申报》总经理）为总参议。征求队分四队，队长分别是：第一队滕固、贲成武；第二队储小石、周锡保；第三队董寿平、沈立之；第四队滕白也、宋维赓。

董寿平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这个团体活动的名单上。该组织正式成立的时间并未在如前所述的“本月十五日”即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成立。该团体成立大会于当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的银行公会举行，有来宾与会员五十多人与席。从新闻列举的名单中，未见董寿平其名，或是路途遥远，不克出席吧。另一位创会的重要人物滕固，虽然近在南京，也缺席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文化老人，选题是自选的。那时健在的有名画家甚多，我的选择基本按照年龄、资历与成就作为前提。另有一种省事但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其他文化老人的推荐。董寿平当年确实声名显著，但却也没有在我的备选名单中前列。如果记忆没有错的话，他的联系方式还是启功先生提供的。

从留下的已见文献看，启先生与董先生互动较多。其中，可能有工作关系（两人为全国政协书画室一正一副主任），更多的还是有交谊。从启先生为董寿平所写诗文中，可以看见他对董先生的“不乖于古法，又不拘于古法”的书画是确实欣赏的，尤其是董寿平所画的梅、竹和黄山。启先生曾如是评：董寿平先生“作山水，好写黄山云雾，造化为师，而不违古法……论豪杰于艺苑耆英，非先生其谁数！”

董寿平晚年曾对为他写传的作者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荣宝斋工作时，他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如徐燕荪、启功、王雪涛。他们除了是画家外，还是新成立的北京中国画院的中坚。画院领衔的，是叶恭绰。时到“丁酉”，美术界平地起风雷，揪出了一个所谓的“叶（恭绰）徐（燕荪）右派集团”，既是“集团”，必有成员，刚刚在北京师范大学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的启功，因为是叶氏组建画院的“得力”助手，也一并被“网罗”其中。董氏另一个好友王雪涛也未逃脱。董寿平回忆，那天在政协礼堂的某个大会上公布美术界右派名单。启功听到宣布自己的名字时如五雷轰顶，不能自持。最后，是董寿平和邵宇两人一左一右，把启先生搀出会场。从此，启功戴着“派曾右”（启功语）的帽子生活了二十年。在朋友圈中，因董寿平有意识的谨言（不提意见）慎行（不写文章），幸免之。

董寿平(1993年，吴霖摄)

翻旧笔记，查出访问董寿平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的上午（那天的下午，去菊儿胡同甲五号采访了诗人朱子奇），地点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某个病房。直到月底，才将一篇短稿写出。而值得提及的是，向我推荐董先生的，是启功先生（对此，时间既久，笔记也未记，我并不敢妄断。经向当年一同前往的同事查证，才得以确认。同事说，董先生当时年事已高，还因病长住医院，若无与其交情好的朋友介绍，大约是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访问的。另，其住院的联系方式也不易为外人知晓）。

董寿平生前赴黄山仅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次，但却画了一辈子的黄山。一九九七年六月，董寿平去世。遵其遗愿，他的骨灰由家人及弟子携往黄山，撒在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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